▲ 图/受访者提供 摄影/康康

“我不想和外部世界失去连接，喜欢接触更多的人，你得不断把自己丢到生活的麻烦里面去，只有在麻烦里才能激发潜能和生命的张力，不然怎么能演绎生活的况味？”

文 /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

(资料图)

编辑 / 杨静茹 rwzkyjr@163.com

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电影《忠犬八公》首映礼上，被叫到名字的薛旭春显得有点局促。在片中他饰演的山城棒棒只出现了寥寥几分钟，但因其质朴自然而令观众印象深刻，网友赞他演出了“底层劳动者的挣扎与善良感”。

“他演戏很灵，我们在电影上有很多共识。”和薛旭春相识多年的导演邱炯炯评价。四年前两人合作的《椒麻堂会》是薛旭春第一次以演员身份“触电”。他一人分饰两角：活络在阴阳两界的鸡脚神和成年后的阿黑。一个轻盈跳脱，一个拧巴沉重，新人薛旭春接住了。

那之后，在《风过犹存》《去看大海》等多部影片里，他还演过失忆青年、目击证人、小镇辅警、流水线工人、江湖小弟和民间艺人等形态各异的角色。

▲《忠犬八公》 剧照。薛旭春饰演棒棒小李

与其说薛旭春的角色都很“贴近现实”，不如说他从未离开过烟火日常。高中尚未毕业，他便早早踏入社会，做过保安、医药销售。成为演员后，在等待接戏的日子里，他应聘过同城快递员、咖啡馆店员和“伴宠师”。这些主动选择的“体验”，既为克服没戏拍的焦虑和温饱之需，也是希望加深一个演员的肉身和心灵感受。

新冠疫情三年，电影产业的诸多环节断裂。在与荒寂和无望对抗的日子里，年轻演员做出了诸多“斜杠”选择，有去考研的，也有开奶茶店或者做古着店导购的。但薛旭春的“非演员”职业生涯，要始于十多年前在长沙成立“66号放映室”。立志投入对好作品和创作者的推广和传播，希望深入了解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，这样的意识在他身上越来越浓烈。今年他精心策划了日本导演三宅唱在中国的巡回影展，在武汉、成都等地均“一票难求”，放映现场交流对话氛围热烈。

“在可能性中摇摆、尝试，然后聚焦，到稳住步伐。薛旭春的起点是欣赏电影，领略了电影史，再通过演员的方式来创作。这很特别。包括做副导演、演员副导、放映和策展，所有这些都在丰富他的实操经验。我想他越来越完整地接近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。”邱炯炯说。

而在29岁的薛旭春看来，过去和仍在发生的种种体验曾被他视为“演戏素材的积累”，现在则指向一个更不设限的阔野，给了他无限的空间呼吸、腾挪、充实。“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。”

以下为薛旭春的口述：

“讲究”

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做导演。那时在学校遭受冷暴力，同学总是让我闭嘴，如果高二到长沙学习编导，就可以早点离开那所中学。当时我看到王兵、周浩、徐童、顾桃这些电影人，拿着机器一个人就能拍出来很牛逼的作品，特别受激励。但我觉得导演不应在学校学，应该深入社会底层去，所以高考前一个月我决定放弃上大学。

回过头看，那时我是不是有点太激进和冒险？不知道。但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，他们就是做小生意的普通人，但非常支持我。

退学后我先在一个楼盘做了两个月保安，接着去了一家医药集团，做医药代表。我那时跑药店，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自家药品能上货架最醒目、最好是视线平视的位置——很像做电影发行，为自己的电影力争好的“排期”。

如果按部就班，完全可以通过那份工作买房买车、娶妻生子，但那对我没有半点吸引力，我只干了半年多就辞了。后来本地媒体人说长沙没什么地方能看独立纪录片等民间影像，我和朋友就成立了“66号放映室”。2013年4月第一期，我们正版放映了四位日本青年导演的作品，其中就有滨口龙介和大江崇允，两位后来合作编剧的《驾驶我的车》拿了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。

在“66号”我们都是义务工作，找过朋友赞助，也试过众筹，朝不保夕是常事。我从不觉得艺术电影就应该是一小群人看的东西，我要做的就是把好电影送到对应的人群面前。来“66号”的观众里有环保部门和妇联的干部、事业单位职员、母亲带着孩子，更多的是大学生，不分年龄和阶层。

这10年的放映塑造了我的电影观和美学趣味。接触的电影人里，邱炯炯在艺术理念、为人处事上对我影响很大。他很在意是否能呈现自己的温度，比如会亲自给初次登门拜访的人烧一顿饭，在我看来这都是“讲究”。

教我电影编导的老师魏晓波能把生活和精神世界平衡得很好，也没有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身上的油腻。一次我们被喊去一个KTV的局，那时魏晓波在文艺群体里小有名气。但他全程坐得笔直，好像在用身体语言告诉别人，“我这样就很好，不用做别的。”后来再去人多的场合，我会有意识地和不熟悉的异性保持距离，不随便开玩笑。

▲2023年1月，薛旭春在长沙主持电影《不要再见啊，鱼花塘》放映交流活动

结识这些电影人并不是一个所谓“祛魅”的过程。因为他们在我眼里就不是那种特别高大、不可走近的形象。虽然他们都大我一两轮，但在我面前很轻松，我也没有放不开，我觉得平等是对人更大的尊敬。

后来我还做过《冈仁波齐》《嘉年华》《阿拉姜色》的宣传和路演，也给 （电影批评家） 张献民的“十荐”评选项目做过助手。到现在，民间影像的放映组织已经越来越少，“66号”还活着。虽然放映的生态变差了，但即便放映频率不高，只要有值得做的作品，有人愿意看，我还是愿意做。

可你说我是不是在那些年里，就非常坚定地要把电影作为一生的方向？其实并没有。我想过好多次，是不是就不做和电影相关的事情了，回到家乡，或者在一个小镇，就做一个公交车司机也挺好——就像我很喜欢的贾木许导演的电影《帕特森》里那样。2019年进《椒麻堂会》剧组前，我差一点就去了深圳亲戚开的工厂上班。反倒是“因缘际会”做了演员之后，对于“要不要做电影”这件事，我没那么摇摆了。因为通过扮演各种人物，你能接触到的空间、经历的人生更广阔了。

▲《椒麻堂会》 飞地成员。左一为薛旭春饰演的鸡脚神

风车

要说扛住演员这个职业的“不稳定”，倒是从尝试其他工作开始的。

2020年夏天拍完第二个戏，到下一个戏中间有两三个月，有点闲。我想不如找一个搬家公司上班？结果那个秋天的项目没做成。我寻思：大多数时候，演员都是为了某个具体的角色才去体验生活，我的角色没有了，我依然可以去体验。

搬家工时太长，我选择了自由度更大的同城快递，也送外卖。当一个人去劳动、去做一项非常实在的工作，就会非常地专注：只想这一单别超时，小区能不能进去，包裹会不会被取走，其他的都 （暂时） 抛在脑后了。

这份工作最主要的要求，我感觉是要能憋尿。 （笑） 我都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在工作时间上过厕所。好多外卖员都是连送12个小时，路边一个肉夹馍、一个饼，啃完就走。连喝水可能都没有，不是不想，是会忘了。

倒不见得都是因为工作量大，而是一旦启动之后，肉眼可见每笔钱到账，人会有种愉悦的刺激感。送同城快递，如果物品价值高，我们一单能拿二三十，四十块的也有过。那说不定我省下这五分钟，又能再来一单？所以干脆别停下来。

▲薛旭春 （左） 送同城快递期间和朋友路边合影 图/受访者提供

情绪爆炸的时刻常有。有次我去蓝色港湾的优衣库，需要给客人的衣服换个码再送回去。因为时间紧，店员又忙，没人理我。好不容易找到人接待，又需要我出具订单、票据，我怕超时，就对人家有点不耐烦，最后没忍住，对店员“爆粗”了。之前看新闻说，有个外卖员把店里所有的外卖盒砸了，还跟店员打架，就是因为他一口气接了五个单，中间这单出仓慢，影响到后面的送单。这是系统给他的压抑，他又不能表达，就崩溃了。做了这行我特别能理解。

另一次我去霄云路一家面包店取餐。店面很小，外卖员要从隔壁小门进，绕到后厨拿面包。我不了解，直接进店里取，店员就不耐烦，脸色不好看。当时也到中午1点了，我从后厨出来就到店里排队，想给自己买个面包。店员看到我以为我又是取餐，更加不耐烦了。虽然后来讲清楚了，我也会有点委屈。

等吃完面包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看到两个环卫工人的三轮车上插了两个风车，五颜六色很好看。我说，大姐，这个风车好漂亮。那个姐姐也没说话，拿了一个风车插在我电动车上。刚好红绿灯变了，我骑上去说，“谢谢姐姐。”她说，“小伙子，注意安全。”

▲环卫工人送给薛旭春的风车 图/受访者提供

我还去咖啡馆做过店员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：有艺术家气质的设计师，天天坐在吧台同样的位置，帮我们看星盘算命；有过来相亲，却假扮服务生，借着端盘子打量对方的女孩儿；还有对店员呼来喝去，到了夜里11点打烊时刻还坚持要点菜的中年男人。

最“写意”的一份工作算是“伴宠师”，就是帮没空的宠物主人上门喂猫、撸猫。上岗前要通过笔试和面试，做背 （景） 调 （查） ，工作时要拿自拍杆全程直播。每只猫的脾气性格都不一样，可人对猫的情感是相通的。有的猫超级黏人，看你来了就趴在你腿边，甚至打起呼噜。虽然说我在给人干活，但感觉是猫咪们在治愈我。

这个工作对我最大的挑战在于，要战胜自己内心的窥私欲。就好像金基德的电影《空房间》，走进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，难免会好奇人家家里的格局，他/她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？但真的要进入比较私密的环境，就会紧张了，会对自己有约束感。为了寻猫，我在女生同意下进入她的卧室，翻人家床底，甚至打开柜子，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忐忑。

做过这些工作，我再也不觉得没戏拍的日子难熬。它们也给了我一些对表演的新体会。表演是演什么？就是在演人际关系，人的情感和困境。我确实觉得做演员很像做人类学，真的得是“进入”。为什么张颂文老师很厉害？他去菜市场，会从买菜的位置走到商贩的身边，站在卖菜人的角度观察。虽然只是一步的距离，但那个角度完全变化了，所有的视角跟菜农是一致的。

有一次在剧组洗手间换戏服，一个小演员的妈妈找进来，才发现孩子因为戏服太小穿不进去就待在里面不出来。“他只是自己在发呆，也不想着出去找人解决。当时几十位群众演员在休息区等候，那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只是独自一人在阳台抠水泥墙。阳光倾泻在他身上。”我把这个画面写在了备忘录里。

▲2023年春节期间，薛旭春做“伴宠师”时和客人的宠物猫合影

张罗

很偶然地，我从《椒麻堂会》开始了演员的道路，几年下来，也在剧组做了不少幕后工作。

很多人不喜欢试戏，我喜欢。哪怕没被选上，表现得不好，也是一个小的练习，我很珍惜。好几个剧组看了我试戏，觉得我做事踏实，问“要不你来导演组工作？”我就去做了副导演。等到他们再选角的时候，就让我去给候选人搭戏。比如演一个暗恋女主角的男孩，我就真的去体会那种“想爱又不敢”的小心；演一个老师，会去琢磨他在这个身份下，尊严和脆弱如何合二为一。还有一次，在某个科幻短片剧组做副导演，主要盯美术道具上的小细节，比如一场戏结束，大概半小时之后要用到这个杯子，就去问道具组能不能帮我准备好。

还有一个叫演员副导的工种。属于导演组，但要和导演组、制片组、经纪人和演员做各种沟通，安排整体的吃喝拉撒。这个工作能感觉到各种微妙的层级关系，更要满足不同岗位的需求：制片希望控制费用、按照计划推进项目；导演希望保证质量；演员需要彼此磨合，有各自档期；经纪人则要保护自家艺人，让他舒适……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做演员真幸福，纯粹多了。

▲2021年夏，电影《失语镇》拍摄现场，担任演员副导的薛旭春（左）帮女主角做替身，测试光线情况、演员位置

《椒麻堂会》的“鸡脚神”其实跟我很像，我在生活里也爱张罗，希望事情办周全。演员副导需要这样的素质。很多人需要在舒适、少人的环境里才能踏实，而我是在和人 （包括陌生人） 不断的交流当中，获取到一定的安全感。我很享受这种聊天。

演了几部戏以后，我和一些认识的导演之间也有了某种变化。演员作为被挑选者，很想被导演青睐，言谈举止间会有一种下意识的谦卑，有时谦卑过头，我不舒服，导演也不舒服。做策展和放映算是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方法，可以和导演们展开一些对话。即便不在演戏上合作，也实现了另一种交流。

从2019年的滨口龙介影展开始，每年我都力图邀请一位国外的电影人来华做巡回影展 （疫情三年中断） 。我的原则是：绝对不做当下特别火的导演，当时滨口龙介只有《夜以继日》去戛纳参展，但那时我就有预感，再不请他就没机会了。今年做三宅唱也是这种感觉。而且我不想做纯放映，一定要有交流。

我们的团队不大：一位专门做艺术电影引进的资深人士帮忙看合同、对接放映；一位从事日版书翻译引进的编辑做媒体策划和文案；10年前“66号”第一期活动的促成人中山大树也参与到其中；至于联系导演、沟通电影版权、申请日本文化中心基金扶持、与各地方机构协调场地、批文、宣传，都是我自己。

半年多里，我的脑子经常紧绷，各种手续上的反复、撕扯，很痛苦。和场地、媒体、导演、工作人员、观众对接信息，有时真觉得快对吐了。还要协调场次座位分配、影展手册领取，记下导演的忌口、习惯，拍摄服装要求……但昨天去接机，一和三宅唱导演见面，又看到微博上有人发“这个夏天能看到三宅唱的电影，好幸福”，全给疗愈了。

我喜欢三宅唱的拍片风格，不是唯美小清新，而是特别接近我们的生活，给人很愉悦的力量。看《你的鸟儿会唱歌》，很多年轻观众觉得拍的就是自己。三宅唱说：到了某个年龄段，生活里一类人走世俗常规道路，肯定有另一类人追逐精神自由、自我放逐。中国现在也是，越来越多的人不结婚、不生小孩。今天我们对待感情的态度，不是确定，而是游离。一方面渴望亲密关系，同时又惧怕。他的片子里没有大人物，也不是小人物的苦，讲的是如何获得尊严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题。

聊天的时候，我告诉导演，我见过国内一些青年电影人的项目书，里头会提到在创作手法上有参考他的电影。他觉得很奇妙。

三宅唱本科学社会学，后来去映画美学校学了电影专业。他既可以把古装片拍得有日常感，也可以拍都市人的状态，还会接当代艺术中心的活儿。他和各种投资方的合作都很敬业，又很自然地呈现出自己的印记。

我有一种感觉，因为这三年没法出门，导致眼界越来越低，少了很多的营养。通过策展交流，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：年轻导演在展现自己魅力的同时，也可以多接触各种可能性。我对自己也是这种想法。

▲6月23日，三宅唱影展武汉站合影 （第二排左三到左五，中山大树、三宅唱、薛旭春）

今年的策展收获很大，但也很消耗人。下半年我会以演员工作为重。未来我还想过做洗车师傅、做代驾等等。我不想和外部世界失去连接，喜欢接触更多的人，你得不断把自己丢到生活的麻烦里面去，只有在麻烦里才能激发潜能和生命的张力，不然怎么能演绎生活的况味？

至于对自己的定位，演员是不是终极梦想？我觉得没必要设限吧。邱导鼓励我做一个全方位的电影人。这是一个理想的境地，而我还在不断接近它的路上。